上月杭州的闹市飙车死人事件，惹起全国怒气。此事受全国舆论青睐，得益于杭州市民与浙大学生事后走上街头。可据报道，当地政府纵容闹市公路非法赛车早已是公开秘密，导致死人亦非首次，但聚众抗议却是先例。那么杭州市民为何不早发出声音呢？估计除几个以“正当”渠道投诉赛车噪音以外，大部分人还是“事不关己”“不闻不问”。这虽是猜测，但看官们大概不会否认，这态度是多数国人的正常反应吧。不到死人楼倒快轮到自己，也不控诉不公，这难道不算是帮凶、不算邪恶吗？
　　“平庸的邪恶”是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纳粹时德国帮助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军官的描述，因为他们不是穷凶极恶，只是“平庸”地想做一个完成上级任务的好士兵。这就很像王佳俊只是想唸大学，也想做听父亲话的好女儿，但这两个平凡的愿望却成了罗彩霞被盗用身份的源头。积极向“上”是人之常情，“听话”又是国人从小就要学的品质，这两者加起来，再也平凡不过。可是在这个潜规则大于显法律、钱权横行的社会里，这种平凡却可以成伤害别人的邪恶。
　　如果我把“不闻不问”和“向上、听话”归类为消极性的邪恶平庸的话，那么总为当权者着想，就可以成积极性的邪恶平庸。国人有习惯谈论时事新闻，但思考角度往往是站在当权者的位置。四川地震罹难学生的家长们面对国内外媒体哭诉之时，议论者说“这多丢国家面子啊”。可是若理性一想，如果真的有丢面子，也只是丢当局的脸。怕丢脸的，不正是有为当权者谋的习惯吗？站在家长们的角度的话，丧子之痛谁来理解，他们在这个国家里能申冤的途径又有多少？一条新闻被封了，议论者又会说“我们跟西方不一样，遮掩就是我们的传统习惯”。这又是为执政者排忧解惑啊，却为什么不想一下，一条被封的新闻，就等于扼杀了一个公民向社会申冤的一个机会？我们平民一向有对执政者“都付笑谈中”的平庸心态，但在每个公民声音都十分重磅的网络年代里，这种平庸就可以成绝人活路的邪恶。
　　而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平庸的邪恶，体现最极致的算是大家对8平方事件的态度。
　　8平方已去整整4个5年，社会是有明显进步，但言论却不如当时的宽松。讨论当年的事件更是官府与每个平民心里的禁忌，导致了平庸的我们心中，对事件仅存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印象。这不是因为大家没有能印证事实的证据或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因为“不闻不问”“听话、向上”，或是“当年不这样可以怎样”的执政者口吻带过。以前上第一堂历史课，我们就有探讨人类为什么要学历史吧。既然我们不愿意让日本人掩盖历史，我们就更加不能当掩盖历史的帮凶；既然国外有“别有用心的人”在对当年的事情撒谎造谣，我们就更不应该放弃了解真相的权力。我相信看官们有足够的理性与良知来判别网上证据的真伪与当年事件的性质，所以就趁这个日子，大家拒绝平庸的邪恶，回归平民视角，“去闻”“去问”吧。